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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终得搁笔,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2015-03-10

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一九四八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沈从文计划“好好的”再“写个一二十本”文学作品。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了留下。

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

很快,他对自己的文学命运也有了明确的预感。因为所编副刊停刊,他寄还来稿,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悲剧转入谧静,和和平平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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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夏,出席北平第一次交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仍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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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这么一个小碗, “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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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三弟沈荃女儿沈朝慧(右)到北京后与沈从文全家合影


一九六六年七月,沈从文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

沈从文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厕所,有时候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馆里宣布,从八月起扣发工资,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计发生活费,他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六元。

八月二十五日起,沈从文家接连被抄三次。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被抄家八次。把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文稿、书信等封存,交给群众组织大联委的“沈从文专案组”,供整理沈从文的罪行材料用。

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被注销了户口,受胁迫离开北京回原籍凤凰,后来就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有一段时间到长春住在大姑妈家。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但沈从文的遭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的年月,还不是最悲惨的。八月中旬,他的老朋友巴金,在刚参加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也被隔离关进“牛棚”;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被抡着皮带的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没有人说得清他投湖的具体时间;九月三日,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尽;同一天晚上,陈梦家,沈从文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在北京家里自缢而死。据粗略统计,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约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

沈从文家被抄了,女儿被赶走了,毕竟他人活着——幸存者将承受源源不断的凌辱和苦难而活下去。


本文选自《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