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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档案

2015-03-09

索求3卢布:是同志还是父亲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
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用举报换房子:从富农到斯大林主义者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斯大林之死:一个时代的精神痉挛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本文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